社科網首頁|論壇|人文社區|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黃平:“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宗教風險——以巴基斯坦為例   2017年9月15日 中國宗教學術網

[內容摘要]“一帶一路”倡議所涉國家大多有著悠久的宗教歷史傳統和濃厚的宗教信仰氛圍,當我們評估那些可能影響項目順利實施的各類風險時,宗教風險不應受到忽視。宗教風險大致可以分為“認識型”和“發生型”兩類,本文以討論“發生型宗教風險”為主,該類風險主要強調宗教(至少在名義上)成為引發暴力和沖突的力量。以“一帶一路”倡議里重要的節點國家巴基斯坦為例,宗教紛爭、教派沖突、極端主義是三種主要的“發生型”宗教風險,它們會讓“一帶一路”項目的政治環境惡化,并會帶來經濟損失和安全危機等問題,值得警惕。

 

[關鍵詞]一帶一路;宗教風險;巴基斯坦

 

“一帶一路”是我國提出的一個重大倡議和區域發展與合作計劃,以各種互聯、互通的經濟活動為核心,該倡議的順利建設與推進與沿線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密切相關。目前,國內已經有很多研究對這一倡議涉及的各類風險進行了評估,但對宗教風險的研究則較為缺乏。[1]值得注意的是,“一帶一路”涉及的國家大多有著悠久的宗教歷史傳統和濃厚的宗教信仰氛圍,面臨的宗教問題復雜而多邊,因此,宗教問題是決定“一帶一路”倡議能否順利推進的重要制約因素,值得重點關注。

 

巴基斯坦是“一帶一路”倡議里重要的節點國家,“中巴經濟走廊”的建設更是有不可替代的戰略性地位,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巴經濟走廊”的建設任重而道遠,包括宗教風險在內的各種風險將會對“中巴經濟走廊”的建設進程造成影響。巴基斯坦以伊斯蘭教為國教,其宗教國情錯綜復雜,如果不了解該國的宗教傳統、宗教政策和政教關系等狀況,并對這些狀況下可能存在的宗教風險加以認識、預防與治理,我們在其他方面各種規劃與部署的努力也有可能會付諸東流。

 

一、宗教風險的主要類型及原因

 

宗教風險大致可以分為“認識型”和“發生型”兩類:所謂“認識型的宗教風險”,指的是由于對當地宗教狀況認識不足可能會導致的思想誤判與行動失當;所謂“發生型的宗教風險”,指的是因宗教因素(至少在名義上)而有可能導致的各種矛盾和困難,乃至產生種種暴力和沖突。

 

巴基斯坦是一個以伊斯蘭教為國教的國家,95%以上的國民都為伊斯蘭教教徒,存在遜尼派和什葉派以及各自的支派等多種派別,其中以遜尼派占絕大多數。巴基斯坦的政教關系錯綜復雜,自1956年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巴基斯坦就一直為該國應該發展成為伊斯蘭化的宗教國家,還是世俗化的現代國家有著嚴重的分歧和斗爭。現在普遍認為巴基斯坦是一個相對“溫和”的伊斯蘭教國家,即伊斯蘭教雖然在其國家政治生活中有重要位置,但巴基斯坦并非一個宗教神權國家,伊斯蘭教教法和宗教人士也并未能完全支配政治生活。[2]然而,宗教領袖和宗教政黨在巴基斯坦具有相當的勢力,政治人物也擅長用宗教認同、宗教感情和宗教語言進行政治動員。巴基斯坦的教派斗爭非常激烈,有時甚至能左右政壇局勢;穆斯林民眾的宗教信仰相當虔誠,宗教感情也十分強烈,有時甚至會引發政治騷亂和暴力行動。對這些情況了解不足,則有可能發生“認識型宗教風險”。

 

“認識型宗教風險”在跨文化交流中十分常見,不同的國家、民族往往在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和交往方式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別,如果雙方不能在交往中實現概念、意義上的對接,就容易釀成誤解,甚至引發敵意和沖突。在種種可能造成誤解的因素中,宗教因素是最為敏感的。伊斯蘭教是巴基斯坦的國教和巴基斯坦社會的道德與行為準則,在該國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外國人的言談舉止、衣食住行、從業習慣等如果違反了教義原則,很容易引發巴基斯坦民眾的不滿和敵視,甚至觸犯法律,或者招致極端勢力的血腥報復。例如,褻瀆宗教在伊斯蘭教國家是非常嚴重的罪行,包括巴基斯坦在內的國家都設有相關法律保護伊斯蘭教教義和圣典《古蘭經》等宗教核心要素,如果質疑、批評和嘲諷(或者以別的方式冒犯與侮辱)它們,將受到嚴厲懲罰(甚至是死刑的處罰)。因此,并不難理解對伊斯蘭教先知穆罕穆德進行侮辱和扭曲的美國影片《穆斯林的無知》(Innocence of Muslims)在互聯網傳播開來以后,迅速引發了包括巴基斯坦在內多國穆斯林民眾的抗議和暴力沖突。[3]當然,雖然這類風險較為高發,但由于此類風險由較為隨機的因素導致,并可以通過主觀能動性加以消解,因此不屬于本文討論的重點。

 

本文將以討論“發生型宗教風險”為主,該類風險主要強調宗教(至少在名義上)成為引發暴力和沖突的力量,而且這一類型的風險往往有其歷史性和結構性根源,并不因為我們是否認識或了解而產生消解或轉移。總的來說,發生型的宗教風險主要分為三類:宗教紛爭、教派沖突和極端主義。

 

(一)宗教紛爭

 

就巴基斯坦而言,在過去的20多年中,宗教紛爭是其國內矛盾的主要根源之一,也是主要的宗教風險之一。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巴基斯坦國內宗教間的紛爭與沖突大為增加。例如,1992126日,印度發生了臭名昭著的“毀寺”事件。數以百計狂熱的印度教徒摧毀了位于印度阿約提亞(Ayodhya)地區的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osque),讓這座始建于16世紀的清真寺毀于一旦。這一事件震驚世界,伊斯蘭國家反應尤為強烈,巴基斯坦一些城市因此出現了抗議活動并發生沖突,其中卡拉奇(Karachi)的印度神廟遭到了攻擊。[4]不光印度教和印度教徒受到沖突,其他信仰少數派群體(基督徒、阿赫邁迪亞派教徒和錫克教教徒等)也有遭到暴力襲擊的歷史。例如,19972月,位于旁遮普(Punjab)南部的哈瓦內爾(Khanewal)地區就有13座基督教堂被燒毀。[5]

 

宗教紛爭與沖突在巴基斯坦如此劇烈當然有其歷史根源,但這一現象同時也是受國內政治勢力影響所致,另外,它還反映了某些特殊問題與事件的輻射效應。第一,巴基斯坦劇烈的宗教沖突和英國的殖民歷史有關。[6]印巴分治之前的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印度教的民族主義者和穆斯林民族主義者為了從殖民統治者手中爭奪稀少的資源和政治資助展開了競爭。在競爭中,人們的宗教認同遭到強化并被政治化,穆斯林民族主義者通過嚴格遵循伊斯蘭教,維護了穆斯林團體的獨特身份,印度教民族主義者也形成了所謂的“社群主義”(communalism)思潮,在追求獨立的過程中形成了排斥其他群體的傾向。于是,暴力和沖突也就幾乎變得無可避免。[7]宗教紛爭與后來的印巴分治直接相關,雖然印巴分治讓南亞穆斯林從此有了自己的國家和家園,但隨著巴基斯坦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南亞地區的戰略地緣格局也隨之復雜化,宗教紛爭也成為繼續困擾印巴兩國的一個重要問題。

 

第二,巴基斯坦嚴重的宗教紛爭與其國內政治勢力之間的角力有關。20世紀50年代,“伊斯蘭促進會”(Jamaat-e-Islami)的領導層就開始利用宗教身份進行政治動員,他們通過質問“誰是穆斯林”,試圖把宗教身份政治化,煽動公眾暴亂。[8]1971年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上臺后,于1974年通過立法,宣布阿赫邁迪亞派(Ahmediyya)為非穆斯林;1984年,在齊亞·哈克(Muhammad Zia-ul-Haq)將軍任總統期間,巴基斯坦更進一步通過立法認定該教派的信仰“不合法”。當國家認可某一種宗教為官方宗教,實際上就是讓某一種宗教處在優勢位置,給其他宗教不平等的待遇,甚至讓它們遭受壓迫和剝奪,而隨壓迫和剝奪而來的,往往是各種各樣的暴力行為。因此,當巴基斯坦用立法手段在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劃下一道鴻溝后,穆斯林活動分子就一直利用這一歧視性立法騷擾非穆斯林,許多非穆斯林還因此受到迫害。因此,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巴基斯坦排外性的宗教政治行動得以持續,并愈演愈烈。

 

第三,巴基斯坦的宗教紛爭還與某些特殊的事件和問題相關。例如,印巴關系中存在的歷史痼疾克什米爾問題以及“9·11事件”對這一痼疾的影響讓宗教紛爭顯得更加難解:一方面,伊斯蘭教是巴基斯坦認為克什米爾地位未定、應該進行全民公決的法理基礎,巴基斯坦歷屆政府都把爭取克什米爾作為自己的使命;另一方面,從宗教認同與宗教感情上來看,伊斯蘭教讓克什米爾地區的穆斯林民眾和非穆斯林民眾更加分裂,而巴基斯坦的很多民眾也將克什米爾問題視為穆斯林與異教徒的沖突,將印度視為其宗教信仰與宗教感情的敵人。“9·11事件”之后,巴基斯坦國內的某些宗教政黨甚至開始宣稱,他們才是確保“克什米爾屬于巴基斯坦”這一國家利益的保護者,克什米爾爭端也越來越多地由政治(領土)爭端變成了宗教斗爭。巴基斯坦伊斯蘭教團體中的“新伊斯蘭主義者”(包括巴基斯坦塔利班、圣戰組織和伊斯蘭主義者等)甚至宣稱,他們的圣戰目標之一就是要讓克什米爾從印度的控制中獲得自由。[9]即便在兩國具有共同利益的反恐問題上,宗教紛爭也讓印、巴的態度很難調和:印度認為其國內恐怖主義的根源主要在巴基斯坦,而巴基斯坦則指責印度對其國內穆斯林的壓迫才是恐怖主義屢禁不絕的原因。[10]

 

(二)教派沖突

 

“一帶一路”倡議所涉地區與節點國家中經常可見教派爭端的身影,以巴基斯坦為例,建國伊始,它就深陷教派爭端與沖突的泥沼。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對于教派之間的爭端與沖突,巴基斯坦歷屆領導人都未能有效控制,但直到20世紀80年代之前,教派沖突尚不算十分嚴重;然而,80年代以后教派沖突在巴基斯坦愈演愈烈,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11]1985-2005年,至少有2000人因此喪生,僅僅在2001年,便有270人遇害。[12]可怕的是,所有卷入沖突的教派都聲稱自己代表了真正的伊斯蘭教,他們把在清真寺或者別的地方殺害知識分子、宗教學者以及無辜信徒看作是表達虔敬的行為。

 

巴基斯坦宗教或教派關系復雜,其中大約75%-80%的伊斯蘭教教徒是遜尼派,20%-25%是什葉派。遜尼派下面又有四個互有區別的宗派,它們是代奧本德、巴列維、瓦哈比派和以伊斯蘭促進會為代表的現代主義運動。這幾個分支的立場又有不同,其中,代奧本德和什葉派之間的關系最為緊張和對立,屬于“血親復仇”性質;然而代奧本德和巴列維雖然都是遜尼派分支,卻也并非沒有沖突。必須說明的是,教派分歧是所有宗教都存在的一種普遍現象,在伊斯蘭教的歷史中,由于對真主安拉和其使者穆罕穆德之誡命的詮釋有所分別,不同的教派便出現了。但教派分歧不一定意味著教派爭端,教派爭端也必須發展到一定程度才會演化為教派沖突和宗教風險。巴基斯坦的教派爭端之所以會愈演愈烈,并引發持續不斷的暴力和沖突以至于成為宗教風險,以下兩點原因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巴基斯坦激烈的教派沖突與其國內宗教力量與世俗力量之間的角力有關。齊亞·哈克將軍于1977年上臺之后,伊斯蘭教立法取得重大進展,如廢除銀行利息、恢復天課稅、恢復古老的伊斯蘭刑法并成立伊斯蘭宗教法庭等。法律上的變化對遜尼派明顯有利,但什葉派也因此認識到參與國家政治的重要性,開始積極參與政治生活,遜尼派面對什葉派的這種變化產生了種種激進回應。宗教力量與世俗力量的角力導致教派之間產生了政治上的碰撞,并進一步演化為暴力沖突。20世紀90年代,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武裝沖突導致了幾百人死亡。[13]由于世俗力量和宗教力量之間持續不斷的纏斗是巴基斯坦政治的一個基本特征,并且將長期存在,教派沖突也將是一個值得長期警惕的宗教危機。

 

第二,巴基斯坦的教派沖突一直受到地區性事件與外部勢力的影響,而這種外部影響又與國內宗教和政治勢力糾纏不清,產生了不良的連帶效應。伊朗革命、“兩伊戰爭”、阿富汗的反蘇“圣戰”都對巴基斯坦的教派沖突產生過重要影響。例如,伊朗革命對巴基斯坦的什葉派有深遠影響。深受霍梅尼影響的新一代什葉派宗教領袖成長起來以后,逐步拋棄了什葉派政治緘默的傳統,積極介入巴基斯坦的政治斗爭。伊斯蘭革命后的伊朗政權還通過在巴基斯坦資助建立清真寺和文化中心,并為巴基斯坦學生到圣城庫姆(Qom)的伊斯蘭學校學習提供獎學金等方法扶持巴基斯坦的什葉派勢力。這些從伊朗和黎巴嫩什葉派流向巴基斯坦什葉派的資助,又與沙特阿拉伯對遜尼派源源不斷的資助以及“兩伊戰爭”的血腥影響相對沖,讓巴基斯坦的教派爭端和沖突變得更為復雜。[14]近年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伊拉克、敘利亞、也門及其他國家對新一輪高風險宗教教派邊緣化政策的介入也影響了巴基斯坦國內教派沖突局勢的發展。這些地區性事件和外部勢力的影響不可小覷,巴基斯坦遜尼派教徒中的許多代奧本德宗教激進分子受它們感召,紛紛加入“伊斯蘭國”,并對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什葉派教徒和阿拉維派教徒進行暴力襲擊乃至殺害。[15]

 

(三)極端主義

 

巴基斯坦國內宗教極端主義的日益猖獗有多重原因,包括歷史根源的影響、巴基斯坦國內的伊斯蘭化進程、巴基斯坦政府某些政策的“回爆”效應、巴基斯坦現代化進程受挫、國際伊斯蘭復興勢力的影響等等,其中歷史根源和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化進程尤其值得一提。第一,巴基斯坦的宗教極端主義問題有久遠的歷史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以前。例如,巴基斯坦“塔利班圣戰分子”的部分靈感來自于賽義德·艾哈邁德·波萊維(Sayyid Ahmad Barelvi)在19世紀上半葉領導的圣戰運動。今天巴基斯坦西部邊境上伊斯蘭極端主義運動的先鋒所在地正好與當年賽義德·艾哈邁德·波萊維追隨者們的陣地相重合。[16]

 

第二,巴基斯坦宗教極端主義的發展還和其國內的伊斯蘭化進程密切相關。自建國之始,巴基斯坦國內就圍繞本國應該伊斯蘭化還是世俗化產生了激烈的分歧和斗爭。1956年巴基斯坦頒布了第一部憲法,憲法體現了伊斯蘭原則,昭示了巴基斯坦伊蘭斯化的進程。在冷戰期間,由于美蘇兩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你爭我奪,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化進程加速。巴基斯坦國內涌現了大量的宗教組織,并日趨極端化。1979年伊朗的伊斯蘭革命以及伊斯蘭復興運動更是刺激了巴基斯坦的宗教極端勢力飛速發展。[17]

 

必須指出的是,“宗教學校”(Madrasahs)是巴基斯坦極端主義勢力日益壯大的重要培養皿。齊亞·哈克上臺后開征的“天課”和“什一稅”對宗教進行了大力度資助,讓它們有了更多實力開設“宗教學校”。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1999年,“宗教學校”的學生人數已經從占學生人數的約13%增長至超過40%[18]一些宗教學校利用自己的課堂和創辦的刊物宣揚極端、血腥的反政府和反西方的觀點,宣揚圣戰文化。例如,根據對部分宗教學校的調查,半數以上的師生主張通過暴力收回克什米爾地區。[19]部分宗教學校與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和國際恐怖主義有緊密聯系,極端組織為這些宗教學校提供保護和資金,而宗教學校則為它們在人員上輸送新鮮血液。

 

當然,上述宗教風險的復雜性在于,它們總是互相影響甚至彼此增強,讓宗教風險呈現集合效應。例如,在宗教紛爭和教派沖突中,極端勢力往往是支持與參與的主力,而當宗教紛爭和教派沖突發生后,極端勢力的力量又會進一步得到壯大,因此也更易成為宗教紛爭與教派沖突的幕后推手。

 

另外,宗教風險的復雜性還在于,它們總是與其他問題相互撕扯,讓宗教風險更加難以預測、解決以及具有更大的危害。[20]首先,巴基斯坦的宗教風險與民族問題以及民族分裂勢力有密切關系。巴基斯坦的民族基礎本身就來源于宗教認同,伊斯蘭教是其建立民族國家的根基,因此相比于一般的伊斯蘭國家,伊斯蘭教對巴基斯坦更有其特殊意義。穆斯林教育家賽義德·阿赫默德·漢(al-Sayyid Ahmad Khan)于1883年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兩個民族”理論,而后由詩人哲學家穆罕穆德·伊克巴爾(Shaikh Mohammed Iqbal)和巴基斯坦國父穆罕穆德·阿里·真納(Muhammad Ali Jinnah)加以發展。該理論認為,在南亞次大陸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宗教、語言、節日、風俗、飲食、服裝等方面完全不同,應該根據各自不同的宗教屬性建立國家。[21]由于宗教極端勢力和民族分裂勢力的相互作用,巴基斯坦與印度交界的旁遮普省、信德省,中印巴交界的克什米爾地區,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伊朗交界的幾個地區,都成為民族分裂主義的活躍地與重災區,以及跨界恐怖組織的落腳點和根據地。其次,宗教風險與暴力恐怖勢力往往也有聯系。例如,盡管恐怖襲擊往往源于多重原因,但巴基斯坦的教派沖突卻讓什葉派和其他少數教派更容易成為恐怖襲擊的目標。20148月,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USCIRF)發表的“巴基斯坦的宗教暴力”報告稱,從20137月到20146月,巴基斯坦至少有430人死于針對少數派教派的攻擊。[22]

 

二、宗教風險對“一帶一路”建設造成的危害

 

“一帶一路”倡議以經濟項目和經濟活動為主,就宏觀層面而言,地區、國家局勢動蕩將會產生巨大的政治性風險,會讓我國海外利益的脆弱性有所增加;就微觀層面而言,東道國的局勢穩定與否涉及人員安全、財產保護等具體問題。由于“一帶一路”倡議所涉國家大多充斥與交織著宗教、民族和大國利益等多重矛盾與沖突,因此,保障派出人員的生命、財產、設備與設施的安全并非易事。2007710日,巴基斯坦曾經發生過引發3名中國公民死亡的襲擊事件,該次襲擊的兇嫌對搶奪財物毫不在意,只關注于冷血殺戮,后來兇嫌被認定為與伊斯蘭堡“紅色清真寺”關系密切并在巴基斯坦西北邊境活動的宗教極端組織。[23]以本文所討論的宗教風險而論,它的危害性往往還在于其溢出效應,即宗教風險的危害并非局限在宗教領域,而會對“一帶一路”項目的建設帶來政治、安全、經濟上的多重危害;同時,宗教風險也并非僅僅局限于發生國,更有可能成為跨境威脅。

 

(一)宗教風險惡化政治環境

 

由于宗教風險的溢出效應而帶來的政治風險,指的是宗教風險導致東道國產生政府更迭、政策變化和管理失靈,或者引發政治斗爭、甚至引發戰爭等風險。巴基斯坦宗教風險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們往往和巴基斯坦國內宗教政黨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并能夠影響巴國內的政治局勢。例如,“9·11事件”之后,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政府宣布巴基斯坦將與美國合作聯合打擊本·拉登(Osama bin Laden)領導的基地組織,并因此開放領空和部分軍事基地。此舉遭到了巴基斯坦國內現代伊斯蘭主義宗教政黨的強烈反對,它們組織了各種各樣的抗議活動,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百萬人大游行,企圖讓穆沙拉夫下臺,引起了巴基斯坦政局的激烈動蕩。[24]可見,類似這樣的政治危機將給“一帶一路”各類項目的實施造成重重困難。

 

更為嚴峻的是,巴基斯坦國內的宗教風險不僅影響國內的政治環境,還對其周邊國家和地區有輻射與外溢作用,為它們帶來各種各樣的麻煩。這些周邊國家和地區,正好與“一帶一路”倡議所覆蓋的區域高度重疊,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建設造成了障礙。例如,盡管中亞各國與巴基斯坦在地緣上并不相連,但巴基斯坦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的泛濫仍然對這些國家形成了輻射作用,中亞地區的恐怖主義也因此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這些恐怖主義勢力謀求建立神權國家,形成了“伊斯蘭解放黨”、“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這樣的恐怖主義組織,引發了政治危機和安全威脅。

 

(二)宗教風險引發安全危機

 

盡管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具有眾多優勢,但恐怖主義勢力的泛濫仍然是威脅沿線安全的最突出因素。安全危機主要由恐怖主義行動帶來,2014年,我國商務部網站曾經引用美國國務院發布的《2013恐怖主義國別報告》提醒中國公民,巴基斯坦仍然是恐怖主義事件高發的國家,截至201312月中旬,巴基斯坦2013年因恐怖主義活動死亡1500人,其中包括1025名平民和475名安全人員。[25]截至201512月,巴基斯坦因恐怖襲擊致死的平民人數達20812人,安全部隊成員達6364人。[26]

 

巴基斯坦是恐怖主義的主要策源地之一,極端宗教組織通過他們所設立的宗教學校和訓練營,向中亞、南亞和中東國家等地的穆斯林青年灌輸極端思想和傳授軍事技能,造成了嚴峻的恐怖主義威脅。由于這些地區的恐怖主義問題往往與種族、民族、宗教和領土爭端等問題相互混雜、交織聯動,使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都面臨嚴重的安全危機。

 

(三)宗教風險加重經濟損失

 

2015年,眾多“一帶一路”項目開始建設,要保證這些項目的順利進行與健康發展,基礎設施是非常重要的一環。然而,基礎設施由于具有人流密集、施暴影響力大等特點,醫院、供水供電系統、能源設施、公共交通系統往往成為極端勢力恐怖襲擊的重要目標。一些伊斯蘭國家因為原教旨主義的復興,存在著大批對全球化的抵觸與反抗的力量,他們不光對伊斯蘭教義進行捍衛,還對他們認為代表西方勢力的全球化進行反抗和打擊,經濟設施是他們進行打擊的重要目標。僅巴基斯坦一個國家,從2005年到2014年,針對油氣管道的襲擊就有220多起。[27]這些針對基礎設施的襲擊雖然并未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但若持續發展下去,極易影響“一帶一路”項目工程的建設進度,危害“一帶一路”倡議計劃的推進。此外,許多“一帶一路”項目處在宗教風險和沖突高發地帶,本身就值得擔心。例如,計劃建設的“中巴經濟走廊”或將穿越克什米爾地區,中巴之間的石油管道存在被破壞的風險。此外,正在建設與實施的這些“一帶一路”項目并非封閉系統,涉及工程建設、建材采購、人員補給等方方面面的活動,會與當地社會產生密切接觸,因此,宗教風險引發的安全危機成了不可不防,但又防不勝防的重大隱患。

 

此外,教派沖突等宗教風險帶來的恐怖主義危險會對經濟活動造成直接影響,因為人們參與商業活動、進行經貿往來的意愿往往與環境是否安全直接有關,令人不滿的安全隱患會讓本地投資者與外國投資者的長期投資意愿降低。[28]從歷史數據來看,恐怖主義的發展與中巴雙邊的貿易發展呈現出某種相關性,恐怖主義活動頻發時,貿易活動就受到抑制和削弱,而恐怖主義活動式微時,雙邊貿易就較為蓬勃。例如,2009年是巴基斯坦歷史上遭受恐怖主義最為嚴重的一年,全年有11704人死亡,而同年中巴雙邊貿易額就受到了巨大影響,僅為67.8億美元,同比下降2.9%[29]

 

(四)宗教風險回流安全威脅

 

“一帶一路”對我國西部地區的發展有巨大的好處,而西部地區也因為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在“一帶一路”倡議計劃中占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然而,西部地區的新疆、甘肅、寧夏、青海、陜西等幾個省份是我國穆斯林人口最為集中的幾個地區。這些地區和巴基斯坦在地緣上接近,也給“三股勢力”的滲透創造了條件。例如,我國的新疆葉城、和田等地區是“三股勢力”滲透的重災區,而葉城、和田等地本身又有“東突”勢力肆虐。因此在這些地區,伊斯蘭武裝力量、塔利班恐怖組織、宗教極端勢力之間互相滲透,形成了犯罪活動跨國流竄的特點。[30]

 

有研究表明,巴基斯坦某些地區民族獨立的傾向已經傳染了我國西部地區,這些地區的宗教極端勢力和民族分裂意識都因此得到了強化,影響了我國邊境地區的穩定和繁榮,也造成了我國邊境地區安全形勢的惡化。另外,巴基斯坦極端勢力通過宗教學校對我國西北的極端分子進行培訓,這些極端分子的回流成為極大的安全隱患。例如,喀喇昆侖公路是中巴之間的往來“大動脈”,每年通過這條交通樞紐線來往的人員成千上萬,這里面大部分是進行正常的經貿、文化交流活動的合法居民,但仍然有不少犯罪分子通過它進行雙向流轉,從事恐怖主義、走私販毒等犯罪活動。[31]

 

三、結語

 

從地緣意義上講,“一帶一路”倡議計劃的安全保證和順利建設應該以“一帶”與“一路”的有效互動為基礎,巴基斯坦因其地理優勢,正是連接“一帶”與“一路”的重要節點與支點型國家,“中巴經濟走廊”的建設更是“一帶一路”戰略重點樞紐性計劃。然而,巴基斯坦國內并不太平,宗教紛爭、教派沖突與極端主義等宗教風險是影響“一帶一路”倡議平穩推進的心腹大患,如果對之重視不夠或者應對不當,這些風險引發的政局動蕩、經濟損失、恐怖主義以及與當地居民的沖突將很有可能讓我國蒙受巨大損失。此外,隨著近年來中國和巴基斯坦之間的經濟貿易活動的增加,特別是“一帶一路”戰略開啟以后,兩國經濟文化交流愈加頻繁之時,宗教極端分子、分裂勢力和恐怖分子也有了可乘之機,這種“禍水東漸”的趨勢也需要引起我們的警惕。

 

巴基斯坦并非單一個案。事實上,在分析和評估今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現實處境時,一定要認識到它們都是具有悠久的宗教文化傳統和濃厚宗教信仰氛圍的國家。佛教和伊斯蘭教是東南亞非各國人民的主要信仰,中亞各國則基本保持著伊斯蘭教信仰傳統,由于歷史因素和西方文化的影響,還有一些國家同時保持著一些基督宗教信仰。每個國家都有著復雜的政教關系,有些國家是政教合一,有些國家是以某種宗教為國教,而在另一些國家中,某一種宗教是大多數人的信仰。[32]雖然情況千差萬別,但宗教因素將在這些國家長期存在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宗教在古代絲綢之路曾經為各國人民友好往來、文化繁榮共通做出過輝煌的貢獻,即便到了今天,它仍然是“一帶一路”建設上重續各國人民交往傳統、凝聚各國上下友好感情的重要資源。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宗教因素除了存在正能量外,還存在負能量,它同樣也是引起紛爭、動亂、沖突與流血的根源。

 

當然,我們強調“宗教風險”而非“宗教威脅”,這代表它還處于未發生與未完成的狀態——這意味著我們對宗教風險有管控和消解的可能。例如,我們可以通過培養并提升對宗教風險的認識和意識來加強對風險的管控。我國在巴基斯坦的各個項目與工程建設,不應與巴基斯坦當地社會的宗教文化、風土人情、社會習俗剝離開來。因此,宗教風險意識的培養和提升必須加強對派駐巴國相關人員的培訓,讓他們對當地宗教文化與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基本的認識;派出后,亦要更多地融入當地社會,贏得當地民眾的信任。隨著“一帶一路”各個項目的不斷推進與深化,我國派駐到各國的組織和人員也會越來越多,像巴基斯坦這樣的國家,如果能更早地意識到宗教風險的存在,就會對與自己差異巨大風俗習慣、文化傳統加以學習、了解、重視和尊重,避免宗教和民族矛盾的產生,避免與當地民眾的沖突。再例如,對于可能存在的宗教風險,我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應該要展開緊密的國際合作。以巴基斯坦為例,對于具有極大影響力的伊斯蘭宗教勢力,我們可以充分利用巴基斯坦國內資源,特別是巴基斯坦政府的影響對宗教風險進行管控。例如,20006月,巴基斯坦政府曾迫使當時巴基斯坦伊斯蘭促進會的領導人向中方承諾:巴基斯坦的所有宗教政黨一定會以中巴友誼的大局為重,妥善處理好與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關系。[33]

 

因此,對于“一帶一路”倡議而言,不能光強調宗教在聯通各國人民和文化上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強調各國璀璨光輝的宗教交流歷史,更應該看到宗教風險可能帶來的種種危害。如何充分利用宗教的正能量,同時對負能量進行消解,將是今后一個時期內需要長期關注的重要問題。

 

基金項目:2014年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臺灣宗教的跨境流動與海峽兩岸關系研究”(14CZJ024),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6ZDA168);2014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14PJC064),2015年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宗教對中國‘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影響與對策研究”(15CZJ001

 

注釋:

 

[1]學者對宗教風險的研究相對較少,可參閱馬麗蓉:《“一帶一路”與亞非戰略合作中的“宗教因素”》,《西亞非洲》2015年第4期:第4-19頁。

[2]張玉蘭:《巴基斯坦的宗教問題》,《當代亞太》1998年第8期:第43-48頁;呂治平:《巴基斯坦與伊斯蘭教》,《亞非縱橫》2002年第3期:第12-17頁;梅良勇、顧琳:《當代巴基斯坦伊斯蘭教問題研究》,《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第56-63頁。

[3]盧家銀:《伊斯蘭教國家褻瀆宗教言論的法律規制研究——基于對埃及、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三國的比較法分析》,《國際新聞界》2015年第8期:第154-170頁。

[4]Ian Talbot,“Religion and ViolenceThe Historical Context for Conflict in Pakistan,”in John R.Hinnells and Richard King eds.,Religion and Violence in South Asia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Routledge2007p.147.

[5][7][14]Ian Talbot,“Religion and ViolenceThe Historical Context for Conflict in Pakistan,”p.147p.149p.152.

[6]當然,必須要說明的是,殖民統治時代,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的對抗是比較少的,如今巴基斯坦針對基督徒的暴力行為主要是源自于一種對所謂“反穆斯林”西方政策的對抗。

[8][13]邱永輝:《巴基斯坦的宗教、政治與極端主義》,《南亞研究》2011年第1期:第82-90頁。

[9]唐孟生:《印巴克什米爾沖突中的宗教因素》,《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第65-72頁;邱永輝:《巴基斯坦的宗教、政治與極端主義》,第82-90頁。

[10]杜冰:《巴基斯坦“兩個民族”理論產生的背景及影響》,《國際研究參考》2013年第2期:第18-23頁。

[11]M.Nadeem Shah,“Evolution of Sectarianism in PakistanA Threat to the State and Society,”South Asian Studies2014292):pp.443-461.

[12]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The State of Sectarianism in Pakistan,”Asia ReportNo.5April 182005p.2.

[15]Christine Fair,“Explaining Support for Sectarian Terrorism in PakistanPietyMaslak and Sharia,”Religions20156pp.1137-1139.

[16]Sushant Sareen,“Pakistan’s slide towards Talibanisation,”in K.Warikoo ed.,Religion and Security in South and Central AsiaNew YorkRoutledge2011pp.23-36.

[17]莊萬友:《圍繞制憲與修憲的較量——簡論巴基斯坦宗教與政治的關系》,《南亞研究季刊》2009年第3期:第18-23頁;張亞冰:《巴基斯坦極端主義的根源、特點及政府“去極端化”策略研究》,《南亞研究》2015年第4期:第86-97頁。

[18]Charles H.Kennedy & Cynthia A.Botteroneds.,Pakist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2005p.232.

[19]Tariq Rahman,“Pluralism and Intolerance in Pakistani SocietyAttitudes of Pakistani Students towards the Religious Other,”http//www.aku.edu/news/majorevents/ismcconf-tr.pdf.

[20]相關學者在此方面已有所提及,可參鄒磊:《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政治經濟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4-269頁。

[21]Akbar Ahmed,“Why Jinnah Matters,”in MaleehaLodhi ed.,PakistanBeyond theCrisis Sta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pp.21-34.

[22]Violence towards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 Pakistan,”http//www.uscirf.gov/countries/pakiestan.

[23]http//news.qq.com/a/20070710/000634.htm.

[24]王旭:《現代伊斯蘭主義對巴基斯坦政治的影響》,《南亞研究》2002年第2期:第18-22頁。

[25]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406/20140600620865.shtml.

[26]Fatalities in Terrorist Violence in Pakistan 2003-2016,”http//www.satp.org/satporgtp/countries/Pakistan/database/casualities.htm.

[27]Fatalities in Terrorist Violence in Pakistan 2003-2014South Asia Terrorism Portalhttp//satp.org/satporgtp/countries/Pakistan/database/casualities.htm.

[28]M.Nadeem Shah,“Evolution of Sectarianism in PakistanA Threat to the State and Society,”p.458.

[29]李麗、蘇鑫:《巴基斯坦的恐怖主義及其對“一帶一路”戰略的影響》,《西華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第64頁。

[30]李麗、蘇鑫:《巴基斯坦的恐怖主義及其對“一帶一路”戰略的影響》,第61-67頁。

[31]李麗、蘇鑫:《巴基斯坦的恐怖主義及其對“一帶一路”戰略的影響》,第65-67頁;樊芳:《巴基斯坦宗教極端勢力及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影響》,新疆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第20-21頁。

[32]卓新平:《“一帶一路”上的宗教歷史積淀與現實處境》,《中國宗教》2015年第6期:第30-31頁。

[33]王旭:《現代伊斯蘭主義對巴基斯坦政治的影響》,第22頁。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講師、博士)

(來源:《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

                                                          (編輯:霍群英)


免責聲明
  • 1.來源未注明“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文章,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不代表世界宗教研究所立場,其觀點供讀者參考。
  • 2.文章來源注明“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文章,為本站寫作整理的文章,其版權歸世界宗教研究所所有。未經我站授權,任何印刷性書籍刊物及營利性電子刊物不得轉載。歡迎非營利性電子刊物、網站轉載,但須清楚注明出處及鏈接(URL)。
  • 3.除本站寫作和整理的文章外,其他文章來自網上收集,均已注明來源,其版權歸作者本人所有,如果有任何侵犯您權益的地方,請聯系我們,我們將馬上進行處理,謝謝。
收藏本頁】 【打印】 【關閉
⊕相關報道

主辦: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內容與技術支持: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網絡信息中心

聯系人:許津然  電子郵箱: zjxsw@cass.org.cn

地址:北京市東城區建國門內大街5號859房間    郵編:100732

電話:(010)85195477

伦理片午夜片神马影院福利_欧美成熟图片大全av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