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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承思:唐代經濟和佛教興衰   中國宗教學術網 2016年1月12日

唐代是中國佛教發展的極盛時期,唐代佛教本身又經歷了一個由盛轉衰的發展過程。以往的史家一般都以為:唐代佛教的興衰決定于帝王們的好惡,而帝王們對佛教的態度又為他們與佛、道、儒三教的不同關系所左右[1]。其實,這種說法并沒有對唐代佛教興衰的原因作出科學的解釋。本文擬從考察唐代經濟和佛教關系入手,略陳管見,就正大方。

 

一、武德、貞觀年間佛教的恢復和沙汰僧尼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經魏晉南北朝,到隋代已經相當繁興。據《法苑珠林》記載,當時有寺3985所,度僧尼236300余人;造像110430軀;譯經82部。但遭隋末兵亂又一度中衰,“佛寺僧坊,并隨灰燼,眾僧分散,顛仆溝壑”[2]。以致到唐初“天下寺廟遭隋季凋殘,緇侶將盡”[3],“法輪絕響,正教陵夷”[4]

 

建立唐王朝的李淵、李世民父子本來就信仰佛教。早在大業二年李淵任晉州刺史時,李世民患目疾,李淵就曾親自到長安草堂寺拜佛,以求保佑,后來又造石佛一尊,送入寺內供奉。太原起兵之日,李淵曾到華陰祀佛求福。李世民在圍攻據守洛陽的王世充這一戰役中也曾得到嵩山少林寺僧志操、慧旸、曇宗的協助,這種特殊關系使他們不能不對佛教產生某種特殊的感情。李淵一登上唐朝帝位,便立寺造像,設齋行道。武德元年,在太原立太原寺,華陰立靈仙寺,長安立會昌寺、證果尼寺、集仙尼寺,并舍舊第為興圣尼寺。又以沙門景暉曾預言高祖當承天命為立勝業寺;以沙門曇獻于隋末設粥救濟饑民為立慈悲寺。同年還為太祖帝后造旃檀等身佛像三軀。武德二年,高祖李淵詔令于京師立十大德統攝僧尼。太宗李世民繼位之后,在全國各地普度僧尼18500余人。貞觀三年,太宗為報母恩,舍通義宮為尼寺,施絹200匹。并在各地舊戰場修建寺廟7所以超度戰死者。貞觀十九年,玄奘從印度求法歸來,太宗親自召見,并為他在宏福寺組織了大規模的國立譯場。此后,太宗對佛教愈發護持情深。貞觀二十二年,他敕令秘書省將玄奘新譯《瑜伽師地論》一百卷繕寫9部,頒發給雍、洛、益、相、兗、荊、揚、涼、益九州,以“展轉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稟未聞之義。”[5]并親為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序成后親自對大臣吟誦,稱道“佛法廣大”。同年,為文德皇后新建慈恩寺成,度僧三百,請五十高僧入住,邀玄奘任上座職。玄奘移住之日,太宗及皇太子、后妃等于安福門樓親執香爐臨送。儀式隆重,觀禮者數萬人。太宗直到臨死前仍和玄奘談敘真俗,問因果報應和佛教遺跡,深以相見之晚,不得“廣興佛事”為嘆。

 

高祖、太宗的積極扶植促進了唐朝佛教的恢復。貞觀年間,全國寺數已達3716所,接近了隋代。但是,當時的僧數卻不滿7萬,尚不及隋代僧數的三分之一。這種狀況的出現,是由于武德、貞觀年間,國家在扶植佛教的同時,又給以一定限制的結果。關于唐初僧數,當時就有不同說法。高祖時,傅奕說“大唐丁壯僧尼有二十萬眾”[6],然而,高宗時道宣撰《廣弘明集》認為:“大唐寺籍佛道二眾不滿七萬。”兩者相去甚遠,近人湯用彤先生以道宣所言為實。其實,傅奕所言見于給皇帝的上疏,不見得膽敢虛報欺君如此。應該說,兩種說法都能成立,傅奕所說二十萬眾是高祖時數,道宣所說不滿七萬是高宗時數。這正是武德、貞觀年間數度沙汰僧尼的結果。一般史家認為,高祖太宗二朝并沒有真正實行沙汰僧尼的詔令。其實不然,早在武德四年,高祖剛掃定東夏,就曾敕令:“偽亂地僧,是非難識,州別一寺,留三十僧,余皆從俗”[7]。武德九年四月,高祖又頒布沙汰僧道詔:“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余天下諸州各留一所,余悉罷之。”[8]太宗領兵攻入隋都時即命:“廢諸道場,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余皆返初。”[9]太宗繼位后又幾次三番沙汰僧尼。據《續高僧傳·明導傳》記載:貞觀初,明導行抵陳州,逢敕簡僧,唯留三十。又據《智實傳》記載:貞觀元年,敕遣詔書侍御史杜正倫檢校佛法,清肅非濫。《法沖傳》記載:“貞觀初年下敕,有私度者處以極刑。時嶧陽山多有逃僧避難,資給告窮。”《法向傳》也有記載:“貞觀三年,天下大括義寧私度,不出者斬,聞此咸畏。”正是由于高祖、太宗二朝對僧尼的檢括和沙汰,使得唐初僧數不但沒有增加,反而趨向減少。但這和唐初佛教恢復的事實也并不矛盾。因為當時寺院的修復和增設,譯經事業的復興,唯識、律宗等宗派的建立,都反映了佛教正在逐漸恢復。即使就僧尼而言,當時注重保證質量,務求“精誠德業”,比之隋代成千上萬“易服以逃租賦”的偽僧、愚僧也更能發揮弘揚佛法的作用。

 

武德、貞觀年間國家對佛教采取既扶植又限制的雙重政策。一方面,這是因為唐朝建立之初,社會矛盾依然十分尖銳,國家需要利用佛法化解矛盾,使天下人心趨于和平。另一方面,迫于當時經濟條件又不能聽憑佛教無限制地發展。唐初經濟凋敝破敗,“田園荒廢,饑饉薦臻”,原先隋時的戶口已“百不存一”,到貞觀年間全國戶口尚不滿三百萬戶。一個不滿三百萬戶人口的國度要供養二十萬眾的僧尼,決非國力所能承擔,造成“剝削民財,割截國貯”的危害可以想見。李淵、李世民父子親眼目睹隋朝皇室不顧國計民生,廣度僧尼,廣建佛寺,廣造經像,廣作佛事造成的消極后果。這樣做不但使社稷淪喪,而且佛教寺院也成為農民起義打擊的對象,起義的農民“燒縣破寺”,使“諸寺湮滅,不可目見”。李氏父子以隋為鑒,把佛教的發展限制在當時經濟條件許可的范圍內。不但有利于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也為日后佛教的繁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永徽至開元之初佛教的繁榮

 

高宗永徽到玄宗開元之初是唐代佛教的繁榮時期。開元初,天下諸州寺數總計5358所,尚不計村坊佛堂、普通蘭若在內。載入國家簿籍的僧75524人,尼50576人,而私度者更是不計其數。這一時期不僅“僧徒日廣,佛寺日崇”,而且佛經的翻譯成績也十分可觀。從太宗開始組織國立譯場,歷朝相沿,譯籍的數量之多和質量之精都超過前代。當時印度大乘佛教的精華基本上已被介紹過來。中國佛教的各宗派至此也相繼形成。唐代佛教的發展在這一時期欣欣向榮,如日中天。

 

永徽至開元之初佛教繁榮的基礎是寺院經濟的高度發達。當時“營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宏博,競崇環麗,大則費一、二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略計都用資財,動至千萬已上。”[10]“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計錢巨億萬。”[11]如此驚人的耗費,若無雄厚的寺院經濟存在實令人不堪設想。史載當時“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12]。“凡京畿之豐田美利,多歸于寺院”[13]。“寺家巨富,谷麥爛倉,奴婢滿坊,錢財委庫”[14]。如京師化度寺內設有無盡藏院,“貞觀之后,錢帛金繡,積聚不可勝計,常使名僧監藏。藏內所供天下伽藍修理,燕涼蜀趙,咸來取給。每日所出,亦不勝數。或有舉借,亦不作文約,但往至期送還而已”[15]。寺院經濟力量愈益雄厚,建立在這一物質基礎上的唐代佛教因而也就愈益繁榮。

 

唐代永徽至開元初寺院經濟的發達,是和當時皇室的積極扶植分不開的。高宗為太子時就篤信佛教,繼位后大造佛寺。顯慶二年,建西明寺樓臺廄廡四千區,于東都建敬愛寺,用錢各過二十萬貫。又為諸王公主造資戒、崇敬、招福、福壽等寺共20余所。五年,詔迎岐州法門寺佛骨至洛陽大內供養,武后舍所寢衣帳直絹1000匹;為造金棺銀槨,雕鏤窮奇。麟德三年,又敕兗州置寺觀各三所,天下許州寺觀各一所。武則天當政后更重佛法。其時“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16]天授二年,制頒天下令諸州各置大云寺,總度僧千余人。長安四年,在洛陽城北邙山白司馬陂鑄造一尊特大佛像,斂天下僧錢十七萬緡。為了造像,“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庫藏為之耗竭”[17]。唐中宗李顯也是“造寺不止,費財者數百億;度人無窮,免租庸者數千萬”[18]。睿宗當政時間雖短,但“甚興佛寺,百姓勞弊,帑藏為之空竭。”[19]皇室之外,許多達官貴人也競相向佛寺施舍田宅金錢。如玄宗開元年間,大宦官高力士施財為寶壽寺鑄鐘,鐘成后“力士齋慶之,舉朝畢至。凡擊鐘者,一擊百千。有規其意者,擊至二十杵,少尚十杵[20]。大官僚王縉把私宅舍為佛寺,凡遇有節度觀察使入朝,都要把他們邀入寺內,諷令施財以助修繕廟宇[21]。皇室及百官的“廣事弘持”對寺院經濟的發達、唐代佛教的繁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永徽到開元之初,皇室大力扶植佛教,固然有政治上的考慮。正如唐人李節所說:“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其安分,勇者將奮而思斗,知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皆紛紛而群起矣。”[22]但他們也并不是可以隨心所欲發展佛教的,而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有了這樣的承受力。經唐初實行輕搖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后,社會經濟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貞觀末年已出現了“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斗米不過三、四錢”的局面[23]。到開元時更是“家給戶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內晏然”[24]。“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余萬緡,粟千九百八十余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帛百八十余萬屯,布千三十五萬端”[25]。國家的空前富裕,足以容納寺院經濟的充分發展,才導致了唐代佛教的空前繁榮。

 

三、會昌滅佛和唐代佛教的衰落

 

會昌年間,唐武宗利用國家權力對佛教采取了大規模的打擊措施,這便是中國佛教史上“三武一宗之厄”的第三厄。唐代佛教經此打擊遂一蹶不振,江河日下,進入了衰落時期。武宗滅佛表面上是以道士趙歸真的進言為契機,和佛道之爭有關。實際上卻是封建國家與佛教寺院在經濟上矛盾尖銳沖突的反映。

 

唐代寺院經濟的基礎是莊田地租收入,這和以往主要依靠信徒施舍錢糧布帛維持寺院大不相同。巴黎國民圖書館藏敦煌3234號文書記載一座寺院的年收入情況:施舍所得為糧五十石一斗,布五匹二丈。硙坊莊田收入則有糧二百五十三石二斗。這一材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當時全國大小寺院一般都擁有莊田。如寧波天童寺有田13000畝,跨三郡五縣,有莊36所,每年收租35000[26]。山西石壁寺擁有官賜莊田遍及150多里[27]。隴川大象寺共有大小莊園6處,土地5356畝,另有生熟坡荒地共50多頃[28]。五臺山十寺舊管42[29]。而且寺院莊田還在不斷擴大,如天臺山國清寺一次就購置莊田12[30]。杭州龍興寺也“于眾中募財置良田40頃”[31]。佛教寺院加入了當時世俗地主的土地兼并浪潮,加速了均田制的瓦解。均田制是唐代國家經濟的主要支柱之一,寺院莊田的擴大必然和國家利益發生矛盾。另一方面,佛教寺院享有免納賦役的特權,“天下百姓或冒為僧尼道士,茍避徭役”[32]。“富戶強丁多削發以避役,所在充滿”[33]。“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發,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產”[34]。這更是直接危及了國家的經濟利益。

 

玄宗開元以前,許多士大夫就看到了寺院和國家之間不可避免的經濟利益上的矛盾。武則天時曾有狄仁杰、李嶠、蘇環;中宗時有韋嗣立、辛替否;睿宗時有裴漼等人先后上表反佛。李嶠的疏文寫道:“國計軍防,并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35]辛替否對佛教進行言辭更為激烈的抨擊,他指出:“當今出財依勢者,盡度為沙門;避役奸訛者,盡度為沙門。其所未度者,唯貧窮與善人。將何以作范乎?將何以役力乎?……今天下之寺益無其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之甚矣,用度之過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36]

 

玄宗開元年間,寺院經濟的發展達于極盛。國家與寺院經濟上的矛盾雖未激化,但已可見端倪。玄宗曾幾次詔令檢括僧尼和寺院莊田。開元二年,應宰相姚崇奏言令有司對僧尼精加銓擇,天下僧尼偽濫還俗者三萬余人。并針對許多僧尼“虛掛名籍,或權隸他寺,或侍養私門”的情況,敕令:“自今已后,(僧尼)更不得于州縣權隸,侍養師主父母,此色者并宜括還本寺觀。”[37]同年,還詔令:“天下寺觀屋宇先成,自今以后,更不得創造,若有破壞,事須條理,仍經所司陳牒檢驗先后所詳。”[38]開元十年,敕祠部:“天下寺觀田宜準法據,僧尼道士合給數外一切管收,給貧下欠田丁。其寺觀常住田聽以僧尼道士女冠退田充。一百人以上不得過十頃,五十人以上不得過七頃,五十人以下不得過五頃。”[39]開元十五年,“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寺功德移入側近佛寺,堂大者皆令封閉。”[40]

 

天寶年間,安史之亂席卷大半個中國。從此唐王朝由盛轉衰。繁榮的封建經濟因戰禍遭受破壞。朝廷所能直接控制的區域日益見蹙。國家財政發生了嚴重困難,戰亂期間,朝廷曾用鬻賣度牒的辦法來籌措軍費。天寶十四年,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眾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月得百萬緡[41]。肅宗即位靈武,軍費不足,采用右仆射裴冕的權宜之計:大府各置戒壇度僧,鬻度牒。愿度者納錢百緡,謂之香水錢[42]。并令諸州僧道可以納錢買官。不愿還俗做官的,可以購置田產、莊園、畜養奴婢。凡是能將十分之三的資財輸納助國的,其余十分之七并任終身自蔭,身歿之后,亦任回與近親”[43]

 

唐代政府靠鬻賣度牒和讓僧侶納錢買官買特權的辦法,彌補財政不足,實在無異于剜肉補瘡。其所得對緩解國家財政困難不過是杯水車薪,而這些措施本身則刺激著寺院經濟的進一步擴張,使寺院和國家在經濟上的矛盾更趨尖銳。國家對佛教的限制也就愈益嚴厲起來。唐德宗時,劍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上言:要求“本道定寺為三等,觀為三等。上寺留僧二十,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以七,皆擇有行者,余還為民”[44]。都官員外郎彭偃也建議:“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匹。尼及女道士未滿五十者,輸絹二匹。其雜色役與百姓同。……臣竊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之國富矣,蒼生之害除矣。”[45]德宗雖沒有完全采納李叔明、彭偃等人的意見,但隨即下詔:“自今更不能從奏置寺觀與度人。”[46]憲宗元和二年,頒布禁令:“天下百姓不得冒為僧尼道士,以避徭役。其創造寺觀,廣興土木者舉敕處分。”[47]

 

雖經玄宗到憲宗歷朝的限制,但佛教在唐代社會已是根深葉茂,這些限制措施并未奏效。文宗太和初年,不在政府簿籍的僧尼就達70萬人,而當時全國納稅戶卻不過300萬。佛教勢力的膨脹動搖了唐王朝的統治,于是文宗朝已有毀佛之議,他指斥寺院“蠶食生人,規避王徭,凋耗物力。”[48]太和中,嚴令“起今已后,京兆府委功德使,外州府委所在長吏,嚴加捉搦,不得度人為僧尼”。對現有僧尼也要進行考試,不及格者勒令還俗。“天下更不得創造寺院、普通蘭若等”[49]。不過,當時對佛教的壓抑裁撤尚是用漸進、和平的方式。因為“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50]隨著統治集團對佛教勢力膨脹的憂慮逐漸加深,漸進、和平的方式又不能消除佛教發展給國家財政收入帶來的消極影響,因此,由歷朝漸進、和平的限制與壓抑,轉變為急進、強硬的滅佛運動。

 

會昌滅佛是玄宗以來在寺院經濟過分發展背景下,封建國家對其采取限制政策的邏輯發展。會昌滅佛的內容不過是把歷朝士大夫各種反佛奏議付諸實現,且其本身也經歷了一個由漸進到急進的逐步發展過程。武宗即位初尚奉行歷朝優禮佛僧的一貫政策。會昌元年正月初四,依然詔令行香設千僧齋,并請高僧開講佛經。然而,當政后他對“窮我天下者佛也”體會愈益深切,對佛教態度也愈益激烈。會昌二年,武宗開始檢括僧尼,勒令行為不規和不愿交出私人財產者還俗。三年,下令銷毀佛經、佛像,沒有注冊的僧尼一律還俗,送回原籍。繼續違法私度者就地正法。不許僧尼借供養佛牙為名斂財;不許僧尼在街上公行;如有外出者,必須在晚鐘敲響前還寺,更不許借宿他寺。違者治罪。十月,又敕令毀拆天下小寺,經像移入大寺,鐘送道觀。其被拆寺僧尼不依戒行者無論老少盡令還俗,遞歸原籍。年老身有戒行者移住大寺。雖有戒行而年輕力壯的必須還俗。長安城中因而拆毀小寺33所。五年,滅佛運動達到高潮。三月,敕令僧尼分批還俗,如有抗拒按抗旨治罪,當時決殺。五月底,長安城內中外僧尼幾乎還俗殆盡。到七月止,天下所拆寺4600余所;招提、蘭若4萬余所;還俗僧尼26萬余人;收奴婢15萬人;沒收寺院土地數千萬頃。

 

以往史家都認為,武宗滅佛蓋因其在藩時便好道術,即位后又寵幸趙歸真而痛惡釋氏。其實,佛道之爭與武宗滅佛雖有一定關系,但絕非主要因素。武宗會昌五年八月詔令可謂是他決心發動滅佛運動的宣言書,詔令里列舉了一大堆佛教過分發展給當時社會造成的現實問題,但對佛道之爭卻不置一詞[51]。從滅佛運動的過程看,主要也是偏重于在經濟上打擊佛教勢力,而未見有特別的宗教爭端。其間,道士在政治上也并沒有得勢,武宗明確表示:“軍國政事,百歸真亦不能相惑”[52]。可見會昌滅佛從動機到實踐都與道教沒有直接關系,它是封建國家和佛教寺院在經濟上長期矛盾沖突的公開化。

 

會昌滅佛是佛教東來后經歷的一次最大厄難。武宗死后,唐代歷朝皇帝雖然都想復興佛教,以此來緩解各種社會矛盾。但此時“戶口逃亡,田疇荒廢”,藩鎮割據稱雄,“戶版不籍于天府,稅賦不入于朝廷”,致使“王賦所入無幾”。唐王朝的經濟已趨崩潰,皇室當然無力再支持寺院經濟復蘇,唐代佛教的復興始終未能實現。

 

從上述考察我們可以看到:唐代佛教的興衰是和社會經濟的起落相一致的。任何時代的宗教發展都不能脫離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民富國強,宗教才能得到一定發展。反之,宗教如果要超越社會經濟條件的許可無限制地發展,結果反而只會走向衰落。

 

注釋

 

[1]早在唐代,法琳和尚就認為:“自五百余年以來,寺塔遍于九州,僧尼溢于三輔,并由時君敬信,朝野歸心,象教興行于今不絕者,實荷人王之力也”。嗣后,此說在歷代相襲不絕。

[2]《續高僧傳·法響傳》。

[3][5]《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7;卷6

[4]《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上。

[6]《廣弘明集》,卷7

[7]《續高僧傳·慧乘傳》。

[8]《全唐文》,卷3

[9]《資治通鑒》,卷189

[10][36]《唐會要》,卷48

[11][13][21]《舊唐書·王縉傳》。

[12]《舊唐書·睿宗紀》。

[14]《南海寄歸內法傳》,卷4

[15]《兩京新記》,卷3

[16]《新唐書·蘇環傳》。

[17]《資治通鑒》,卷205

[18][19]《舊唐書·辛替否傳》。

[20]《舊唐書·高力士傳》。

[22]《全唐文》,卷788

[23]《資治通鑒》,卷193

[24]《通典》卷15

[25][41]《新唐書·食貨志》。

[26]《天童志》卷8

[27]轉引郭朋《隋唐佛教》,第382頁。

[28]《金石萃編》,卷113,《重修大象寺記》。

[29]《續清涼傳》,卷下。

[30]《宋高僧傳·文舉傳》。

[31]《白氏長慶集》,卷59

[32]《唐會要》,卷50

[33]《資治通鑒》,卷211

[34]《舊唐書·李德裕傳》。

[35]《新唐書·李嶠傳》。

[37]《全唐文》,卷28

[38]《唐會要》,卷49

[39]《唐會要》,卷59

[40]《佛祖統紀》,卷55

[42]《宋高僧傳·神會傳》。

[43]《資治通鑒》,卷224

[44]《新唐書·李叔明傳》。

[45][51]《唐會要》,卷47

[46]《舊唐書·德宗紀》

[47]《唐大詔令集》,卷70

[48]《文苑英華》,卷428

[49]《唐大詔令集》,卷113

[50]《全唐文》,卷753

[52]《舊唐書·武宗紀》。

 

(作者系香港佛學研究協會會長、太湖大學堂專任教授)

(來源:《法音》1988年第4期)

                                                          (編輯: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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