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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筱筠:試論南傳佛教的區位優勢及其戰略支點作用*   2017年9月4日 中國宗教學術網

[內容提要]在亞洲命運共同體的建構中,南傳佛教具有鮮明的區位優勢。在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交往過程中,我們可以發揮南傳佛教的宗教正能量,發揮南傳佛教的文化戰略支點作用,依托南傳佛教的宗教網絡組織,以世界文明之間的平等、寬容理解和交流互鑒為文化合作機制的前提,在世界文明交流對話的平臺上,打造南傳佛教的文化軟實力,建立深層次的世界文化交流合作機制,形成平等包容的國際對話模式。同時,努力以宗教力的區位優勢來持續打造文化區位優勢,補充經濟區位動力的不足,形成文化與經濟區位優勢互補的交流機制。

 

[關鍵詞]南傳佛教;區位優勢;戰略支點

 

2015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習近平主席提出了“邁向命運共同體、開創亞洲新未來”的重要倡議。他指出,“邁向命運共同體,必須堅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鑒。在漫長歷史長河中,如亞洲的黃河和長江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以及東南亞等地區孕育了眾多古老文明,彼此交相輝映、相得益彰,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今天的亞洲,多樣性的特點仍十分突出,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匯聚交融,共同組成多彩多姿的亞洲大家庭。”[1]習近平主席的講話為一體化進程中的亞洲指明了未來發展的方向,也表達了中國繼續同東盟、同亞洲、同世界分享經濟社會發展機遇的愿望。我國倡導的“一帶一路”戰略是我國推進對外合作的大構想,正契合了亞洲社會共同發展的需求。

 

在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交往過程中,其中宗教作為一種文化軟實力,需要辯證地看待其社會作用。就宗教的國際文化資源而言,可以在經濟新常態下,辯證地對之進行文化功能的定位,發揮宗教在“一帶一路”實施過程中的戰略作用,努力發揮其積極因素。因為宗教工作本質上是群眾工作,在發揮宗教的積極作用時,應該內外兼修,一方面,對內應引導信教群眾積極參與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進程中,發揮宗教的社會動員能力,發揮正能量;另一方面,對外應依托宗教網絡的歷史資源和現實關聯,逐漸建立健全宗教文化交流的國際平臺,服務于“一帶一路”戰略。它對外可以是中國發展戰略重要的一種外交影響力,是中國社會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科技化時代,鼓勵社會個體積極參與文化建設方面的驅動力和執行力。其實現主體就是社會及其作為社會每一個分子的“社會人”,而其對內則體現為宗教組織在整合社會資源,團結凝聚社會個體方面具有高度的社會動員能力。就南傳佛教而言,我們可發揮其正能量,使其成為一個文化戰略支點,以世界文明之間的平等、寬容和交流為文化合作機制的前提,在世界文明交流對話的平臺上,打造南傳佛教的文化軟實力,建立深層次的世界文化交流合作機制,形成平等包容的國際對話模式。同時,努力以宗教力的區位優勢來打造文化區位優勢,補充經濟區位動力的不足,形成文化與經濟區位優勢互補的交流機制。對此,本文擬圍繞著南傳佛教的區位優勢、南傳佛教的戰略支點作用展開,具體論述如下。

 

一、南傳佛教的區位優勢[2]

 

南傳佛教信仰區域主要分布在亞洲地區,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世界宗教分布格局中獨具特色的區位版塊,具有鮮明的區位優勢。這一區位優勢是多方面的,它主要表現為地緣-跨地緣政治層面、國際文化交流層面、民族關系層面、宗教源流層面等。

 

(一)地緣-跨地緣政治層面的區位優勢

 

東南亞宗教作為一個變量,極大地影響著東南亞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進程。全球化是東南亞宗教必須要面對的一個現實,全球化也是東南亞宗教發展的機遇和挑戰。這是東南亞宗教在全球政治和經濟格局進行調整過程中必須要面臨的雙刃劍。[3]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的21世紀,國際社會的發展呈現出許多新的趨勢。宗教在全球化體系中的作用開始得以顯現。這尤其表現為宗教的地緣文化因素對于國際秩序、區域一體化以及國家間關系的構建作用日益明顯,影響和作用越來越大,地緣文化成為國際舞臺的第三戰場。就中國與東南亞地緣政治結構而言,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已經以地緣、族緣、親緣,乃至教緣關系為主,構成了特殊的地緣政治文化體系。隨著近年來世界各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國際合作、交往的密切,地緣文化作為一種變量,日益成為國家、國際組織等行為體促進自身國際競爭力提升、發展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社會關系需要考量的重要戰略性因素。南傳佛教是東南亞國家影響較大的宗教,對于政治的影響作用不容忽視。因此,就政治層面而言,南傳佛教文化具有區位優勢。

 

(二)民族關系層面的區位優勢

 

從民族文化格局的分布來看,跨境民族文化的傳播容易形成地緣文化的認同。民族文化的相通性是云南與周邊東南亞國家共同的現象。從地理位置而言,據不完全統計,云南的跨境民族有16個,為全國之最,這種復雜而交錯跨居的民族分布構成了中國西南邊疆特有的地緣政治和跨境民族文化模式。跨境而居的民族,彼此間有天然的族源認同和文化認同,為文化在不同國度間的傳播和交流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條件。[4]從這一角度而言,民族文化的認同會形成文化一體化效應。

 

(三)宗教源流層面的區位優勢

 

就云南的南傳佛教信仰區域來看,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其形成了以族緣、親緣和地緣認同為主的地緣文化一體化效應,即以族緣認同為深層紐帶,地緣關系為輔的文化交流關系。我國云南與東南亞地區的緬甸、老撾接壤,毗鄰泰國和柬埔寨,南傳佛教經由泰國、緬甸傳入我國云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后,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逐漸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南傳上座部佛教,與此同時還形成了一個覆蓋面較廣、與東南亞南傳佛教文化圈有較深淵源的中國南傳佛教文化圈。它在保持南傳佛教基本傳統純潔性的同時,也在積極適應著中國邊疆少數民族文化。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它與當地固有的原始宗教和少數民族文化相互斗爭、相互融合,逐步發展起獨具特色的中國南傳上座部佛教系統。具體而言,就是形成了以傣泰族群文化為主,輻射周圍的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和部分佤族、彝族的南傳佛教文化圈。[5]在進行佛教活動時,雖然在不同地域有地域性特征和民族性特征,但是其文化核心卻是南傳佛教,從而逐漸形成地緣文化一體化效應。

 

(四)國際文化交流的區位優勢

 

南傳佛教具有鮮明的國際性特征,自1213世紀以來,東南亞地區早已形成較為成熟的東南亞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文化一體化效應。南傳佛教信徒對佛教的認同也會形成較強的文化認同體系,這就是一種區位優勢。隨著南傳佛教信徒在世界各國的分布日益廣泛,其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多,因此這一區位優勢正在逐漸向世界各地輻射,信仰南傳佛教的信徒都會對南傳文化有較強的認同。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說原來南傳上座部佛教在東南亞地區形成了具有鮮明地域性特征的南傳佛教文化圈的話,那么這一文化圈的界限正在被超越。現在歐美地區,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影響也較大,很多歐美人都甚至成為南傳佛教信徒。南傳佛教信徒在歐美各國已不限于東南亞地區移民。據不完全的統計,歐美國家的佛教徒人數近30年來發展較快。1980年英國約有12萬佛教徒,早期以信仰南傳上座部為主,近年來信仰藏傳佛教的人數迅速增加。1989年德國約有佛教團體200多個,約有佛教徒2萬余人,大多集中漢堡、柏林、慕尼黑等七八個大都市,比較重視南傳上座部的研究和實踐。20世紀80年代東南亞難民涌入法國,佛教徒急劇增長,法國人皈依佛教者也漸增多。據1989年統計,歐洲國家約有50萬佛教徒,其中法國人占7萬多。據最新數據顯示,在美國各個宗教中,佛教信眾是增長最迅速的,全國佛教徒或接觸佛教的人數已達400萬,占總人口的1.5%,大小各式佛教社團組織約2000所。其中南傳佛教信徒的比例也不容忽視。[6]

 

因此,從南傳佛教在全球的分布和影響來看,近年來隨著世界各國之間政治、文化、經濟交往的頻繁,東南亞佛教佛教文化圈的外延一直在擴大,南傳佛教的發展呈現出跨區域化的特征[7],其文化一體化效應的影響在往外滲透。20世紀7080年代以后,東南亞地區的移民在歐美各國出現了三次移民熱潮,極大地促進了區位優勢向世界范圍的輻射。因此,隨著佛教在世界范圍內的交流對話及其傳播,南傳佛教的信眾人數在增加,世界各國對于南傳佛教文化的認識也在提升。對此,應該因勢利導,以此為契機,積極搭建文化交流平臺,努力將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對話、理解融入其中,產生中國-東南亞南傳佛教文化一體化效應。

 

二、發揮南傳佛教區位優勢的文化戰略支點作用

 

“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是一個大構想,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對于推動世界各國共贏互利、互聯互通、互信互助有著積極的作用。南傳佛教與“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因為東南亞地區的地理位置使東南亞各國在世界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格局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它不僅對中國重要,它對世界各國的國際發展戰略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們應該轉變觀念,從全球發展的視野下,前瞻性地正確認識南傳佛教的國際性特征,充分發揮南傳佛教的區位優勢,使之成為我國與東南亞各國友好發展的一個文化戰略支點。這可以從以下幾個層次進行:

 

(一)辯證地認識到南傳佛教的區位文化優勢,正確對待,因勢利導

 

中國南傳佛教在中國宗教分布格局中處于區位劣勢,但從全球宗教信仰版塊來看,中國南傳佛教的區位“劣勢”將會成為我國與東南亞發展戰略格局中的宗教力區位優勢。

 

在中國宗教分布格局中,中國南傳佛教始終處于區位劣勢。蓋中國佛教主要由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和南傳佛教組成。首先,就其分布區域而言,漢傳佛教主要集中分布于廣大漢族居住區,藏傳佛教主要分布于西藏、青海、云南、四川等藏區,南傳佛教的傳統分布空間主要集中在中國云南的西南部和西部地區。因此就地域空間的分布而言,與漢傳佛教、藏傳佛教相比,中國南傳佛教的分布區域較小;其次,就社會發展程度和經濟文化發達水平來看,南傳佛教分布的滇西、滇西南地區顯然弱于漢傳佛教分布區域。此外,從信眾的人數來看,與漢傳佛教、藏傳佛教相比,南傳佛教信徒的人數也是最少的。因此,在這個層面上來看,南傳佛教在整個中國佛教的力量分布中是最弱的。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因為南傳佛教的傳統分布空間僅僅集中于我國云南地區,且力量較弱而置之不理或者忽略南傳佛教在我國對外發展戰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們需要轉換思路,從全局的戰略發展眼光來審視南傳佛教的區位優勢問題。

 

如果我們撇開中國南傳佛教在整個中國宗教格局中的弱實力問題,而是站在全球宗教分布格局的角度來看,我們會發現中國南傳佛教分布區域處于東南亞南傳上座部佛教分布的邊緣地帶,是我國與東南亞南傳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交匯處。但正是這一交匯特點使中國南傳佛教具有獨特的宗教力區位優勢。首先,云南信仰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區域與東南亞既有天然的地緣聯系或者跨境民族之間的族緣聯系,也有佛教文化的聯系。這讓南傳佛教具有了國際性特征。在東南亞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內,信仰南傳佛教的國家主要集中在緬甸、泰國、老撾、柬埔寨、斯里蘭卡等國家,其有約1億的人數信仰南傳佛教。如果從橫向的國際聯系來看,如果能夠以內在的地緣、親緣和族緣,乃至“教緣”關系來加強我國的文化、經濟、政治交流、相互溝通的話,將會大大提高我國的國際形象。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當代南傳佛教發展迅猛,在中國,其傳播空間已經不再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云南西南部和西部地區,而是開始在大陸、臺灣地區、香港等地有了較強勁的傳播。[8]其分布版圖已經開始發生變化,力量和分布格局在逐步外延化,這意味著南傳佛教的宗教力版圖在逐漸擴展。這在某種意義上是有利于我國進一步實施發展戰略的。因此,我們應該轉換思路,將中國南傳佛教的區位劣勢轉換為我國全局性發展戰略的區位優勢,從而將南傳佛教的宗教影響力納入我國對外發展戰略全局考慮之中。

 

(二)努力搭建國際宗教-文化交流平臺,正面宣傳我國的各項方針政策

 

從全球化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格局的角度來看,中國版圖的邊疆,如云南、廣西等地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邊疆,而是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發展的國際大通道,可以成為我國面向南亞東南亞的輻射中心。宗教力就是我國對外發展戰略中一種特殊形態的文化軟實力,可以在中國對外發展戰略中發揮特殊的作用。就東南亞宗教對我國的影響而言,我們應該逐步建立文化機制的深度合作平臺,貫徹執行我國“走出去”發展戰略。我們可以建立地緣-跨地緣的南傳佛教文化交流平臺,加強對話、溝通和交流,正確宣傳我國的各項方針政策,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更好地與世界對話。

 

從國際形勢來看,美國早已開始通過宗教向世界傳播美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現在也力圖通過宗教的傳播取得自己在全球的話語權。現在西方國家有時不能正確認識我國的民族宗教政策,甚至以雙重標準對待中國反恐等活動,企圖在國際上打造一個負面的中國政策形象。此外,在東南亞各國的媒體報道中,對于我國的報道也并不全面。[9]對此,我們要正確地宣傳我國的民族宗教政策。

 

因此,當我們在思考宗教在對外發展戰略層面的地位和作用時,還需考慮到在轉型時期,宗教能夠在中國對外戰略、公共外交的哪些領域或哪些層面發揮作用。

 

歷史經驗和宗教發展史表明,宗教文化在國際傳播領域中的重要價值就是輸出思想和核心價值觀。就亞洲佛教信仰文化圈而言,佛教文化的內在黃金紐帶使之具有非常豐富的共享價值觀資源。例如,從地緣宗教的角度來說,東南亞地區形成了以信仰南傳佛教為主的南傳上座部佛教文化圈,泰國、緬甸、老撾、柬埔寨等國家與我國云南的16個跨境民族之間天然的族緣聯系、地緣聯系、血緣聯系、文化聯系使之自然而然地具有內在宗教文化的親和力,而宗教文化活動的民眾參與性特征可以消弭族群、語言和政治的邊界,在共同的佛教活動中,增進相互的了解和交流。此外,近年來,我國南傳佛教開始較為注重僧才的培養,已經建立培訓中心和各級佛教學校和佛學院,在培養滿足信教群眾需求的僧才的同時,也積極加大力度培養走進國際視野、進行國際對話的高水平南傳佛教僧才。這在很大層面上就是在宣傳我國的民族宗教方針政策。

 

(三)通過南傳佛教的文化區位優勢,積極開拓多渠道的宗教外交

 

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進程中,我國在與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體系對接的過程中,還存在一定程度的“短板”。因此,我們應該積極提升國際形象,克服我國在全方位的立體外交進程中的“短板”。從這一角度來看,南傳佛教的文化區位優勢可以擴大宗教的國際影響,以此開展我國各種公共外交。

 

從外交層面的多樣化來看,宗教與外交的關系不是單向度的,也不是平面的,而是多維的。事實上,在現實世界中,各種不同的宗教同時出現于一個外交場域之內,并在不同的層面發生作用,所有的宗教力形成一種合力共同支撐起宗教與外交的立體關系平臺;隨著國際交往的進一步深入,公共外交平臺日益成為傳統外交的補充手段。

 

有國外學者以2006年至2008年采集的一項跨國民意調查數據為基礎,分析中國在泰國、越南、菲律賓、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等6個東南亞國家的形象問題。“問卷調查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發現,東南亞陸地國家(如越南和泰國)的民眾對中國的看法比海洋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的民眾更正面。中國在東南亞的形象總體而言,好于美國在東南亞的形象,但不及日本。海外華人對中國的看法比其他族群更正面。而在學校接受英語教育、平時也使用英文的人群,對中國的印象相對較差。東南亞的穆斯林民眾對中國的印象也相對較差。中國需要針對這些人群提高傳遞自己形象的能力。”[10]這項調研數據顯示的結果令人深思。本來就我國與東南亞地區的地緣、親緣關系而言,我國應該是東南亞地區最具有親和力和影響力的國家,但顯然我們的國際形象未能達到預期。

 

對此,在反省之余,我們應該以我國豐富的資源為基礎,搭建各種層面的交流平臺。其中,宗教可以成為公共外交的交流平臺之一。宗教具有龐大的整合社會資源的能力,但目前我們國家還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

 

以地緣關系、親緣關系為紐帶的跨境民族可以成為宗教力的民間外交主體。就南傳上座部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以及跨境民族內在的原生性宗教而言,在歷史上云南、廣西、福建、廣東等省份的群眾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跨境民族、親緣民族就以文化交流為平臺,形成了鮮明的宗教跨境傳播,跨民族、跨地域發展特點。這一跨境傳播的平臺也是我國積極開展多渠道的公共外交的國際性平臺。

 

南傳佛教文化優勢場域中的“民間外交家”很多,這不僅僅是東南亞與我國的跨境民族,而且還有在我國與東南亞各國之間進行政治、經濟、商貿、文化交流、交往的外籍人士,更有世界范圍內南傳佛教信徒及對南傳佛教文化認同的社會各界人士。他們都可以成為我國的“民間外交家”,都可以成為中國故事的講述者。

 

(四)以南傳佛教的文化區位優勢與經濟合作交流機制相互配合,從而形成文化與經濟交流互補的深度立體融合機制

 

首先,我們應該認識到南傳佛教的區位優勢,努力打造文化區位優勢,與經濟區位優勢互補。

 

就我國與東盟國家開展的經濟貿易關系而言,近年來我國與東南亞國家在經濟合作方面卓有成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東盟-湄公河流域發展合作”和“黃金四角經濟合作”三種大合作機制,卻缺乏文化機制的深度合作項目。因此,我們應該逐步建立文化機制的深度合作平臺,貫徹執行我國“走出去”發展戰略。中國南傳佛教與東南亞佛教文化圈有內在的文化區位優勢,它可以跟我國與東盟國家經濟區位優勢形成互補,進一步全面推動我國發展戰略的可持續發展。

 

云南、廣西、福建、廣東等省份是我國開展與東南亞文化交流、經貿合作的重要地區,形成了重要的經濟區位優勢。就中國南傳佛教分布的云南省而言,與東南亞國家有著天然的地緣、族緣、文化、經濟聯系,云南省通過瀾滄江-湄公河與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相連,并與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接近,是中國連接東南亞最便捷的陸上通道。云南又地處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的中心,以其獨特的區位優勢扮演著中國與東盟各國之間開展經貿合作的重要角色,并在經濟區位優勢的商貿往來中,已經形成了邊境地區的經濟區位邊境地區一體化效應。與外部市場地理空間的高度接近和要素跨國流動障礙減少的良好結合,是區域一體化為邊境地區發展創造的獨特優勢,意味著邊境地區的發展潛力和發展機遇,這種優勢是非邊境地區所不具備的。

 

“所謂邊境地區的一體化效應(Integration Effects in Border Regions),是指邊境地區在經濟一體化進程中能改變其區位劣勢,并創造出對外部市場的接近優勢。這種優勢在一體化政策消除貿易和投資障礙的作用下,能促進地方經濟的迅速發展。對于這種效應,傳統的區位理論和新經濟地理學都有所論及。區位理論認為,邊界是市場的障礙,它分割、扭曲了市場,對企業的市場潛力產生負面影響。因此,企業傾向選擇遠離邊界而更靠近國家地理中心的區位,這導致邊境地區更加落后。而邊界開放則能改變邊境地區的經濟地位,如貿易壁壘的消除和減少、靠近國外市場的低進入成本等使邊境地區吸引力上升,促使企業到邊境地區發展。區位理論強調,作為國內外市場的結合部,邊境在封閉經濟中發展困難,而在開放和一體化經濟中能夠迅速發展。經濟一體化使邊境地區從邊緣位置轉為中心位置,從而提高了市場接近性、市場潛力和市場規模,吸引企業和消費者流向邊境地區。”[11]就目前的發展現狀而言,云南已形成了面向東南亞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開放格局,與東盟各國在經濟貿易層面上形成了雙邊貿易、相互投資、承包工程、勞務合作等領域的互利合作的良好關系,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具有在經濟區位的一體化優勢。這一經濟區位優勢可以與中國南傳佛教的文化區位優勢相互結合,形成合力,共同推動中國與東盟國家的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交流。

 

其次,我們還應該前瞻性地預測到,影響邊境一體化效應的因素非常復雜,區位優勢不能單純依靠經濟因素來保持,經濟區位的絕對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例如,雖然我國的亞洲投資開發銀行和絲綢基金開始在“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受到歡迎,但目前“亞洲開發銀行(以下簡稱亞行)主導的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機制占據主導地位。進入新世紀以來,亞行全力推動這一區域東西走廊的發展,對昆明連接越南、泰國、緬甸的縱向走廊基本上采取回避的態度,中國不得不從依靠亞行的資金到幾乎全部由自己出資推進中國西南地區與湄公河國家的合作。”[12]因此,由于諸多的復雜變量影響著我國與東南亞國家正常的經濟貿易往來,經濟區位優勢難以正常發揮作用。但是,云南、廣西、福建、廣東等省份與東南亞地區天然的地緣、族緣和親緣關系的文化區位優勢卻是固定不變的。因此,在經濟區位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或者可能改變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文化交流為平臺,持續打造文化區位優勢,補充經濟區位動力的不足,要未雨綢繆,以宗教文化軟實力來考慮和推動中國發展戰略的持續發展問題,推動其形成內生性發展動力。

 

我們可以在文化交流的平臺上,增強宗教力的影響力度,以民間外交的方式建立各種途徑的公共外交,而不是使文化交流、經濟項目的開展僅僅懸浮在政府和文化精英層面,而是真正落實到“草根”,落實到百姓、到信徒,這才是真正落到實處的外交影響力和文化影響力。

 

三、結語

 

綜觀世界宗教信仰版圖,宗教力是各個宗教信仰板塊的重要支撐點。宗教在中國對東南亞發展戰略和公共外交領域中,可以作為中國的軟實力文化支撐點來夯實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內在聯系基石,提升中國的國家形象。它作為一種獨特的宗教文化軟實力,可以在區位優勢層面發揮極大的作用,從不同途徑推動我國外交的開展,并在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全局的建設過程中,凸顯其高度的整合社會資源的獨特能力,貢獻資源豐富的外交社會資本。

 

“一帶一路”是個大戰略,這個地帶的發展與穩定直接影響未來的世界格局。在我國對外發展戰略中,可以依托南傳佛教的宗教網絡組織,打造南傳佛教文化區位優勢,與經濟交流機制互補,甚至補充經濟區位動力的不足,以世界文明之間的平等、寬容的理解和交流互鑒為文化合作機制的前提,積極發揮宗教的正能量,在世界文明交流的平臺上,打造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建立深層的世界文化合作機制,形成平等包容的國際對話模式,從而進一步推動我國“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

 

*本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東南亞宗教研究”項目(2016年度)、中國社會科學院國情調研基地“中印孟緬經濟帶之跨境民族宗教研究”項目(2016年度)之階段性成果。另,本文為2016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云南省佛教協會聯合主辦的“首屆南傳佛教高峰論壇”主旨發言稿。

 

注釋:

 

[1]習近平:《邁向命運共同體  開創亞洲新未來——在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上的主旨演講》(2015328日,海南博鰲),《人民日報·海外版》,2015330日,第2版。

[2]“東南亞宗教的區位優勢”理論是筆者近年來提出的一個觀點,詳參鄭筱筠:《當代東南亞宗教的現狀、特點及發展戰略》,鄭筱筠主編:《東南亞宗教與社會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鄭筱筠:《東南亞宗教情勢研究報告》,鄭筱筠主編:《東南亞宗教研究報告——東南亞宗教的復興與變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鄭筱筠:《積極發揮南傳佛教在我國“一帶一路”戰略中的作用》,《中國民族報》,2015512日;鄭筱筠:《發揮南傳佛教的區位優勢,服務“一帶一路”戰略》,《人民政協報》,2016225日第8版。

[3][6]鄭筱筠:《機遇與挑戰:全球化時代的東南亞宗教研究》,鄭筱筠主編:《東南亞宗教研究報告——全球化時代的東南亞宗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11頁。

[4]詳參鄭筱筠:《中國南傳佛教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2頁。

[5]關于南傳佛教文化圈的理論,詳參鄭筱筠:《中國南傳佛教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5-64頁。

[7]詳參鄭筱筠:《東南亞宗教情勢研究報告》,鄭筱筠主編:《東南亞宗教研究報告——東南亞宗教的復興與變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頁。

[8]鄭筱筠:《內斂與外顯:全球化語境下的當代中國南傳佛教》,《佛學研究》2010年卷,佛學研究年刊社,2011年版。

[9]黃敏:《越南〈年輕人報〉報道中的中國形象——以2010年與2011年為例》,《東南亞研究》,2013年第4期。

[10]王正緒、楊穎:《中國在東南亞民眾中的形象——基于跨國問卷的分析》,《現代國際關系》,2009年第5期。

[11]張薦華、陳鐵軍:《歐美國家邊境地區的一體化效應及其啟示》,《財貿經濟》,2004年第2期。

[12]李晨陽:《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機遇、挑戰與對策》,《學術觀察》,2016年第1期。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中國宗教學會常務副會長)

(來源:《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2期)

                                                          (編輯: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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